历史性的第40届普利兹克奖，刚刚颁给一位历史性建筑师
2018是普利兹克奖的一个历史性年份，这个创立于1979年的建筑界最重要奖项迎来了第40年，它将荣耀加之一位与之匹配的人物——90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其建筑生涯已经延续了近70年，最早可追溯到与勒·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两位20世纪建筑大师的共事。
“选择多西，有向历史致敬的成分，同时也是对未来的开启。”今年第一次加入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的王澍告诉我，多西是到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他早年作为勒·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两位大师助手的经历，也能勾起大家对那段历史的回想。而在当时，这两位大师长时间地扎根在相对贫穷的印度，在那里做了大量低收入住宅和社区建设，代表了现代建筑思想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传播，其建筑遗产影响至今。当然更重要的是，多西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杰出建筑师。他一直坚持早期现代主义的朴素理想，结合印度的地域文化，直面社会问题和时代变迁，这些在目前仍然是整个世界建筑在探索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延续了最近几届普利兹克奖的不可预测，巴克里希纳·多西并不是此前公众眼中的热门人选，不是活跃在前台的“明星建筑师”。王澍告诉我，其实普利兹克奖的评选标准一直是“好的建筑”，但什么是好的建筑，这几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眼界更开阔了，原来是比较精英主义的，获奖的都是著名建筑师、大师等等，现在整个世界建筑学发生了变化，更看重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对于商业性是有警惕的。另一方面，会更多思考建筑和建筑师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比如说财富的不平衡。建筑师也一样，并不是做文化建筑才是好建筑师，做住宅就不是好建筑师。其实现代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反权威的，是以做低收入住宅为起点的，源头上就带有一种革新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王澍认为，今年的评奖结果带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仍然在强调回到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
在王澍眼里，巴克里希纳·多西是那种特别朴素地在一个地方长期扎根的建筑师，在这个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容易被忽略。他记得，2007年他在法国获得第一届可持续建筑大奖的时候，就是跟多西一起获奖的。“一看名单我就傻了，多西是我读书的时候学习的对象啊，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当时就特别感慨。这次普利兹克奖颁给他，也说明这样的建筑师在这个时代的价值重新被认识到。”
多西在今天的价值，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在评审辞中所说：“多年来，巴克里希纳·多西的建筑创造从一而终——严谨认真，远离浮华，绝不盲从潮流。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所有的优秀建筑和城市规划不仅要实现目的与结构的统一，还必须考虑到气候、场地、技术和工艺，以及从最广泛意义上对周边环境的深刻理解和认识。项目必须超越单纯的功能性，通过诗意和哲学的基底与人类的精神相关联。”
巴克里希纳·多西1927年8月26日出生在印度浦那，祖父辈两代人均从事家具业。因自幼展现出的艺术天赋和空间理解力引起一位老师的注意，他被鼓励报考了孟买Sir J.J.建筑学院，那是印度最古老的建筑学院。1950年印度独立，23岁的多西登上轮船，前往伦敦。那一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恰好在伦敦北部的小镇霍兹登举办，他找到机会进入会场，会上讨论的正是柯布西耶为印度规划的一座新城昌迪加尔，而多西是现场唯一的印度人。他毛遂自荐加入到昌迪加尔的项目中，随后又参与了柯布西耶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数个项目。
尽管当时年轻的多西更多地作为协调人身份参与，他日后并不讳言柯布西耶对他精神导师般的影响。多西曾说，“柯布西耶改变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除了建筑，他还叫我如何做战略家。”他回忆柯布西耶赠予友人的一副手绘图，三个角色分别是堂吉柯德、特洛伊木马和一头驴子——人需要有堂吉柯德的战斗精神，不断与黑暗、消极力量抗争，为此需要穷尽计谋，哪怕需要设计出特洛伊木马，当然这一切需要永不停歇地工作，像一头不会停止推磨的驴。
尽管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新城昌迪加尔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完美，但经由柯布西耶，现代主义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内在的理性、秩序以及外在的形式进入了印度，并在此深深地扎根了。柯布西耶对多西之后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多西坦言，他在设计自宅“卡玛拉家宅”时，运用的就是柯布西耶设计莎拉巴依别墅的光影处理与比例。
卡玛拉家宅，1963，晨光下的地下室。
1954年，多西从柯布西耶的事务所“毕业”，回到家乡印度，成立了Vastu-Shilpa环境设计工作室。“当时人们一度怀疑，尽管国家独立，但印度人是没法摆脱被殖民的奴性的”，多西也暗自发誓不再一味模仿或者不断重复柯布西耶的建筑形式。回国60年后，在一次回顾展上，他形容这是“长达六十年的漫长旅程”——“不断徘徊并自我追问，建筑与社会，特别是与一个独立的印度有何关联。”
多西将导师柯布西耶比作“杂技演员”——充满冒险精神，不断挑战规则。这源于柯布西耶自己的一首诗：“不是牵线木偶／投身于杂技表演／现象环生／他竭尽所能完成各种／高难动作……结果丝毫不差！他能人所不能。”与之相比，多西更像是一个“瑜伽术士”，凭借对印度建筑深厚传统的理解和敬畏，发展出一种与其印度的历史、文化、本土传统和时代变迁相和谐的建筑词汇。少年时代的种种元素——对圣地、寺庙和熙熙攘攘街道的回忆，以及他祖父家具作坊里漆器和木材的味道——也都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的建筑之中。
比如在构想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时，多西设计的原型就是印度南部的寺庙建筑。在那里，寺庙会成为人们的第二个家，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枢纽的原因。多西认为，校园也应如圣所一般，没有边界、没有门，满足人们沟通、交互的需求。因此他重新设计了或开放或封闭的藤架小径、连廊和院落，将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和宿舍等功能区联系起来。建筑外部的石头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内部院落和小径中不同的景致加上色彩与光影变幻，营造出时间的实感。
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1977-1992（多期工程），从半开放的走廊望向图书馆。
多西回忆他付诸最多努力的作品之一，是他1980年在艾哈迈达巴德建成的个人工作室桑珈（Sangath）。“在梵文中，桑珈的意思是‘一起行动’。它融合了对印度生活方式的印象和联想，也成为一座不断发展的、供人们温故知新的校园。建筑结构是半地下的，并且与现场的自然环境宛如天成。一串平缓的台阶，勾勒出池塘、土堆和弯曲的拱顶——这些都是最显眼的形式元素。内部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着不同的光质、形状和用途，通过混凝土的使用实现统一。
桑珈建筑师工作室，1980，露天剧场的草地台阶通向桑珈的入口。
多西在1954年表示：“我应该宣誓并毕生铭记：为最底层民众提供适当的住所。”他通过设计一系列低收入住房项目履行了这一誓言：1989年印度中西部印多尔的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1982年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合作中等收入住房等。为了适应印度家庭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需求，他颠覆了集合住宅的传统布局，他将最大的房型设计在底层，而将最小的房型设在顶层，使得上层单元可享受露台，并且在需要时将其转换成一个额外的居住空间。“我知道这些房子会有同一家族的几代人居住，他们与房子产生关联，有强烈的归属感，还会根据不同需求改造其中一部分空间“。
他还通过对昌迪加尔和斋浦尔老城的规划设计，试图建立起一个综合考虑交通运输、人口结构、就业模式、基础设施和环境开发的社区。“我们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机动车出行，而提倡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呢？能否改变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而进行综合开发呢？能否创造多种维度的机会使得大家能一起工作呢？存在最完美的交通运输网吗？”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多西的创作更加关注印度文化中宗教、神话、宇宙力量等形而上的方面，设计呈现出更加灵动、自由的气质，也暗示着更深层次的自然力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1994年开放的艾哈迈达巴德洞穴画廊(Amdavad ni Gufa），其中展示了印度现代主义画家马克布勒· 菲达· 侯赛因的作品。多西的设计灵感源自多年前与侯赛因之间的一次讨论，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地下空间的益处，艺术家和建筑师碰撞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画廊的形式和空间使得光影与记忆的神秘变幻充满鲜活气息。追求与众不同，意味着要考虑结构与形式的基本问题：功能、空间和技术的意义是什么？”
艾哈迈达巴德洞穴画廊，1994，艾哈迈达巴德洞穴画廊旨在展示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的合作。
如今，年逾90的巴克里希纳·多西更多地思考建筑与生活的关联：“我们周围的每一个物体，以及大自然本身——光线、天空、水和风暴——一切都处在和谐的交响之中。而这曲交响乐就是建筑的真谛。我的作品就是我人生的故事，不断演进、变化和探寻……试图剥离建筑的角色，将目光聚焦生活本身。”
“我出生于一个几世同堂的印度教大家庭。家庭成员中最年长者已80高龄，而最小的孩子才出世几天。在这个家族中，出生、成长、死亡可谓是更迭不断的自然现象。相应的，我们会共同前往寺庙或是朝圣地，去进行诸多的节日庆祝、诞生庆典，以及死亡前后的仪式。正是我们对于宗教的态度让时下的现代化印度与那个富有神话色彩的印度并存。这种悖论式的共存，我觉得意义重大，这也是谈论印度生活时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得知获得普利兹克奖时，多西说，这又一次坚定了他的信念：“当建筑与生活融为一体时，就是一场生命的庆典。”
（参考资料：《巴克里希纳·多西访谈录》。实习生李南希、丰景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图片来自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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